文化研究 ▍敵意的透明化：都市公共空間的排他性
（本文原載於衝突、正義、解殖：亞際社會批判研究計劃 網站）
【摘要】
本文旨在探討社會控制與空間治理的面向下，公共空間及街道傢俱如何引入「敵意建築」（hostile architecture）的設計思維，在犯罪行為發生之前，預先限制公眾對於公共空間的使用方式。
本文以近年來的實際案例進行分析，從傳統明確表露敵意的「防露宿者螺栓」；到2010年英國卡姆登自治市以現代主義幾何美學所設計的「卡姆登長凳」（Camden bench）；再到2023年初，美國洛杉磯開始於地鐵系統的特定站點，發起的一系列公共安全相關的試點計畫，該計畫項目之一試圖透過播放惱人的「高分貝古典樂」，阻止露宿者於地鐵站中長時間停留。
法國社會學家亨利．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於《接近都市的權利》(Le Droit À La Ville/The Right to the City)一書中指出，接近都市的權利（right to the city）實際上應該是一種基本人權。然而，都市表面上對於公共空間的開放共享，卻同時隱含著排他主義（Exclusionism）的性質。透過上述的案例分析，本文試圖指出公共空間設計思維中的「敵意」，正隨著治理技術的越發成熟，逐漸變得難以指認，甚至以特定的設計美學、階級品味作為掩護手段，避免社會輿論反彈，朝向敵意的透明化發展。
【關鍵字】敵意建築、公共空間、都市權、現代性、空間治理
接近都市的權利
建築師柯比意（Le Corbusier）在1922年提出的都市規劃設計方案《300萬人口的現代城市》（Ville contemporaine de trois millions d’habitants）中，試想了由高密度集合住宅與完善的公共交通系統所構成的現代城市，並進一步於1930年設計了《光輝城市》（Ville Radieuse），該設計以「笛卡爾式方格、對稱軸線、標準化單元」聞名，並奠定出「使用分區」的概念，將商業區、住宅區、娛樂區等項目區隔開來。雖然該設計最終未能落實，卻深刻地影響了當代的都市規劃思維。
根據世界人口綜述（World Population Review）的統計數據①，台北市截至2023年為止，人口數已達280萬人，而香港更早在1960年代時便突破300萬總人口。柯比意當年對於都市規劃的人口設想如今貌似已經成為普遍的社會現實，隨著都市化、現代化的日益擴張，「現代性理念是否真的已經全然落實？」卻仍然值得深思。比方說台灣於1960年代開始進行道路現代化改造，並以美國的道路設計指南作為參考，由於該指南以車輛作為優先考量，因此也就相對地缺乏安全的人行環境②。當建築師成為空間生產的主導性力量，過度理性的設計方針受到現代性（modernity）庇護，而獲得專業學科自身的獨立性質時，卻時常使得使用者（大眾）的重要性受到忽略，並且喪失了設計方案在不同時代變化、社會背景中的調整能力。
因此這種嚴格的使用分區、將都市視為機器、空間被指派機能的思維，也成為柯比意最受人批判的部分：「建築與基地之間毫無關係，〔⋯⋯〕因為基地上所有的存在痕跡都被徹底抹去了。因此，當人站在廣場中央時，會感到一種詭異的超然之感。③」
實際上建築從來不是在圖紙上任意繪製而成的中性載體，而總是在都市更新、整地作業、土地開發的前提下，不斷地介入既有環境，並且在「都市化」（urbanisation）與「郊區化」（suburbanization）的兩種矛盾力量中共同形塑都市。同時因為地區各異的發展過程，使得現代性在圖面上呈現出「分布不均」的情況，也就是日常口語所說的「城鄉差距」。
有別於傳統的資本主義批判，法國社會學家亨利．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將視角聚焦於「都市」的積極意義，務實地指出「都市社會」實際上已經是不可逆轉的歷史過程，當傳統農村與田園不再是生活選項時，階級流動的可能性將會只存在於「接近都市的權利」當中，當人們有機會轉換環境、接觸都市社會所能提供的「關係場」（relation field）時，「北漂」或「美國夢」這類字眼的漂泊性，也因此帶有階級流動的理想。列斐伏爾在1968年的著作《接近都市的權利》（Le Droit à la ville）中所提出的概念，後續衍伸為「都市權」（right to the city），並被廣泛用於都市改革、居住正義等社會運動當中的倡議口號，它的重要性在於指出「空間」（space）本質上有別於現代主義理想下「空的空間」（empty space）的描述方式，直接指出透過不同的空間配置與部署，「空間」實際上具備著形塑社會關係的能力。因此，接近城市的權利實際上是接近差異（difference）的權利，讓原先被視為空間「使用者」的大眾，重新成為空間的主動「生產者」，並以此過程反向形塑自身。如今「都市權」的概念已經獲得國際認可④，並逐漸被視為一種基本人權⑤。
然而在上述的理想脈絡下，當我們重新檢視都市中的公共空間時，卻不難發現都市規劃（planning）與使用分區（zoning）等思維仍然顯著地影響著都市構造與街道紋理，公共空間的「公共性」（publicness」實際上仍然縮限於特定的公民使用權上⑥，而都市公共空間表面上的開放性，也同時隱含著某種排他主義（Exclusionism）的性質。
公共空間的敵意
在公共空間的生產過程中，時常混雜著「敵意建築」（hostile architecture）⑦ 的設計思維。雖然該術語在名稱上帶有「建築」一字，然而卻不必然以建築的形式實現，更多時候，它指的是一種帶有敵意的設計手段。透過特殊的設計手段，「敵意建築」限制使用者於公共空間中的特定行為，常見於街邊窗台上的螺栓、尖刺等形式，以硬物限制露宿者臥躺，以達到預防犯罪或維持秩序等「社會控制」的效果。起初，這種設計手段多用於回應已經存在的社會問題，因此時常以「二次工程」的方式出現。然而當這種帶有敵意的思維逐漸普及於公共空間時，設計師便開始預先在最初的設計規劃當中增設，並發展出形式更多樣的敵意建築。
這種設計思維所蘊藏的排他性，與公共空間中帶有的隱藏敵意，精準地體現在俄裔藝術家安娜．杰莫拉瓦（Anna Jermolaewa）的同名作品《敵意建築》（hostile architecture）當中⑧。 藝術家透過這類裝置在身體上所留下的印痕與傷口，直觀地展示出身體如何受到空間規訓，並且視覺化公共空間中的可怖形式，以及它原先不受矚目的普遍存在。正是由於此類硬體形式中不加掩飾的敵意，使得這些螺栓、尖刺的安裝時常招致公眾輿論批評。
為了迴避這類輿論，敵意建築的造型因而開始經過更加謹慎的設計，這類以設計美學降低敵意的視覺語彙的案例中，又以「卡姆登長凳」（Camden Bench）最為人所熟知。該長凳是一家私人家具承包商「Factory Furniture」於2010年受倫敦卡姆登自治市議會委託所設計的街道家具⑨，並於2012年正式於市區中啟用。值得注意的是，由於這個設計是由政府單位外包給民間廠商執行，因此不能只被當作敵意建築在城市中的局部個案進行檢視，而是具有一定程度的「空間治理」（spatial governance）意味。
這個由混凝土所製成的長凳經過廠商的精心考慮，所有設計元素只為了確保它「除了作為長凳之外，別無其他用途⑩」：特殊的表面塗層可以防止街頭塗鴉、公物破壞；帶有凹凸稜角的椅面，則被用以防止街道上的滑板活動；傾斜、導角的椅面被設計得恰到好處，可供行人暫時坐下休憩，卻能同時確保露宿者無法長時間佔據。
再者，由於公共座椅的下方時常被用於毒品交易的藏匿處，因此卡姆登長凳的量體設計直接取消了「座椅下方」，成為一個實心的幾何量體。其沉甸的重量設計更使得它無法被輕易挪動，同時設計有堆高機施力點，得以在特殊時刻供警政單位作為「路障」使用。
與常見的敵意建築不同，卡姆登長凳以現代主義式的幾何線條構成量體，取代傳統裸露在公眾視線中的螺栓與尖刺，美學在此被用於正當化其「排他主義」的目的，敵意因此變得透明，以溫和的形式避免公眾輿論的反對聲浪。
在卡姆登長凳的案例中，公共空間的敵意因其美感形式的提升而受到消減，然而仍然具有可供指認的物質性（materiality）存在。2023年初，美國洛杉磯地區開始於地鐵系統的一些特定站點（西湖／麥克阿瑟公園站），發起一系列提升公共安全的相關試點計畫 ⑪，則細緻地將敵意建築的思維擴展到「非可視化」（non-visualized）的實踐層面，該計畫的項目之一透過播放惱人的高分貝古典樂，防止露宿者於地鐵站中長時間停留。
根據洛杉磯地鐵的統計數據，截至3月為止：「緊急服務電話減少了 75%，毀損、塗鴉和相應的清潔工作減少了 50% 以上，犯罪率則下降了將近 20%。」⑫
光是選擇使用古典樂，而不是其他音樂類型，便已經將公共空間所欲服務的階級錨定了出來，對於露宿者而言，有時候並不是音量感到惱人，而是古典樂（classical music）所象徵的文化階級（class）。這項計劃的施行，擴增了敵意建築的含義，不再侷限於物質性的設計層面，朝向更隱形、透明的方向發展。
小結
在上述的案例分析中，公共空間中的「敵意」正隨著治理技術的越發成熟，而逐漸變得難以指認，甚至以特定的設計美學、階級品味作為掩護手段，避免社會輿論反彈，朝向一種敵意的透明化方向發展。
有別於社會學、文化研究領域中較多著墨的警政或規訓技術，敵意建築透過預防性的行為限制，在違法行為真正發生之前，在源頭上直接排除其可能滋生的場所。然而無家可歸與滑板活動實際上並不違法，敵意建築的使用也未能真正解決社會問題本身，而只是將它驅向別處而已。當公共空間瀰漫著此種思維時，實際上以空間的方式作為治理手段，即是一種「社會控制」（social control）的行為。
由於敵意建築的此種「預防性」作用，相較於司法機制的懲戒性質，顯得更為軟性並且時常被大眾所忽略。因此，當它隨著技術的成熟而更進一步地透明化時，其治理意味也就更加地細碎、細緻，並且分散到都市社會的各個角落當中。然而，當批判「敵意建築」於都市公共空間的廣泛使用時，卻不必然代表需要解消一切的治理機制，而是在中敞開公眾介入公共空間、參與公共討論的基本權利。以建築師奧斯卡・漢森（Oskar Hansen）在1959年所提出的「開放形式（open-form）⑬」理念為例，該理念批判建築師對於空間生產的主導性地位，指出「受到完全設計的結構」（fully designed structures）實際上限縮了使用者主動的創造性思維，並且暗示了支配、父權、完整性等將使用者置於被動的空間性質。在漢森的提議中，建築師、設計師應該作為一種輔助角色，在避免混亂的同時，仍然尊重每個使用者的差異性，進而將使用者視為空間生產的「共同作者」（co-author），強調個體之於公共空間的話語權利⑭。
回到本文開頭所述，接近都市的權利實際上即是接近差異的權利，重新賦予大眾進入都市所提供的關係場，並有機會接觸此關係場所衍生的可能性。當公共空間真正落實其公共性時，並不必然意味著犧牲社會秩序，或提倡一種無政府狀態；而是回到公共空間的本意 — — 作為公共討論的協商平台，在每個人的細緻介入當中，共同形塑都市的空間樣貌，並以此建立一種新的政治形式 — — 一種共存、共享的開放形式。
① 參見世界人口綜述網站：https://worldpopulationreview.com/
② Chang, W. (2022, December 6). Taiwan’s ‘Living Hell’ Traffic Is a Tourism Problem, Say Critics. CNN. https://edition.cnn.com/travel/article/taiwan-traffic-war-tourism-intl-hnk/index.html
③ Faber, L. (2005, April 26). The Making Of Empire State Plaza. Wayback Machine.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30625115719/http://www.lofaber.com/albany/essaymaking.html
④ Colau, A. (2016, August 20). “After Habitat III: A Stronger Urban Future Must Be Based on the Right to the City,” The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cities/2016/oct/20/habitat-3-right-city-concrete-policies-ada-colau
⑤ 本文所提及之「接近都市的權利」與「都市權」實際上是同一件事；前者特別指涉列斐伏爾的專著與概念，而後者則是後續作為社會運動口號時的常見中譯。
⑥ 洪世謙. (2015). 疆界民主化─解構哲學式的思考. 台灣政治學刊, 第十九卷(第一期), 59–97. https://d1gsbux2n4qa31.cloudfront.net/tpsr.tw/s3fs-public/papers/jiang_jie_min_zhu_hua_.pdf
⑦ 建築（architecture）一詞在英文中有著更為廣泛的指稱對象，除了建築物之外，也同時泛指一切的結構物（architecture）；本文中的「敵意建築」一詞，應置於後者的範疇中進行探討。
⑧ 參見藝術家網頁：http://www.jermolaewa.com/hostile-architecture.html
⑨ 參見Factory Furniture官網：https://stage.factoryfurniture.co.uk/project/great-queen-st-camden/
⑩ Swain, F. (2013, December 5). Designing the Perfect Anti-Object. Medium. https://medium.com/futures-exchange/designing-the-perfect-anti-object-49a184a6667a
⑪ Philips, D., & Lloyd, J. (2023, March 17). Why This LA Metro Station Cranked Up the Classical Music. NBC Los Angeles. https://www.nbclosangeles.com/news/local/metro-station-classical-music-safety-crime/3116937/
⑫ Scauzillo, S. (2023, March 15). An Anti-Homeless Play List: Classical Music at LA Metro Subway Station. Los Angeles Daily News. https://www.dailynews.com/2023/03/15/an-anti-homeless-play-list-classical-music-at-la-metro-subway-station/
⑬ 該術語原先由藝術史家沃夫林（Heinrich Wölfflin）於1915年提出，用以指稱巴洛克時期的繪畫特徵，與文藝復興時期的「封閉形式（closed form）」相對立。儘管他認為建築由於其構造的緣故，只可能屬於封閉形式，然而卻無法避免這組術語被建築領域挪用。
⑭ Aleksandra, K. (2020, February). Oskar Hansen’s Open Form: Architecture, Art and Pedagogy. Institute of the Present. https://institutulprezentului.ro/en/2020/02/28/oskar-hansens-open-form-architecture-art-and-pedagogy/
Reference
洪世謙. (2015). 疆界民主化─解構哲學式的思考. 台灣政治學刊, 第十九卷(第一期), 59–97. https://d1gsbux2n4qa31.cloudfront.net/tpsr.tw/s3fs-public/papers/jiang_jie_min_zhu_hua_.pdf
Aleksandra, K. (2020, February). Oskar Hansen’s Open Form: Architecture, Art and Pedagogy. Institute of the Present. https://institutulprezentului.ro/en/2020/02/28/oskar-hansens-open-form-architecture-art-and-pedagogy/
Colau, A. (2016, August 20). After Habitat III: A Stronger Urban Future Must Be Based on the Right to the City. The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cities/2016/oct/20/habitat-3-right-city-concrete-policies-ada-col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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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ain, F. (2013, December 5). Designing the Perfect Anti-Object. Medium. https://medium.com/futures-exchange/designing-the-perfect-anti-object-49a184a6667a
